随访：北京青年社工的困窘与坚持

　　中新网北京4月14日电 (作者 李晗雪)清晨通勤路上，徐红艳开始与社区居委会沟通当天下午的活动——她要和同事一起为某社区80岁以上老人举办一场集体生日会。但上午还要先走访社区里几户空巢独居老人。下午活动结束后，她回到办公室，与团队回顾、反思当天的活动情况。匆忙吃完晚饭，她开始写下午活动的书面总结，以准备几个月后项目结项报告。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扬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徐红艳平常的一天。

　　社会工作者，简称“社工”，许多人可能会把他们混淆于利用闲暇献爱心的“志愿者”。实际上，社工是在社会福利、残障康复、医疗卫生、青少年服务等社会服务机构中，从事非盈利、专门性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人员，在中国内地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他们帮助服刑犯人安置子女，为家暴受害者提供临时庇护，协助失业、贫困者申请补助，为早早放学的儿童开设“四点半课堂”……社工将社会关怀延续到政府公共服务尚未顾及周全的角落。

　　根据民政部2018年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国内地社工专业人才达102万，但还不到总人口0.8‰，较发达国家和地区2‰左右的比例仍有差距。

　　“我以前也是留守儿童，在亲戚、邻居的照顾下长大。那种和睦的环境，是我期待中社会的样子。”徐红艳这样解释她做社工的初衷。自2015年硕士毕业，她已在社工一线干了近四年。

　　徐红艳为社区老人组织活动时，曾遇到一对退休前颇有建树的老夫妇。因和子女不睦，两人终日郁郁不乐，老爷子甚至有轻微抑郁症。一个多月后，在最后一次活动中，徐红艳组织老人们表演才艺。“那么一个小活动，没想到老爷子看着表演，突然哭了。”徐红艳记得老人说，他在维也纳看演奏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开心。“是身边的人带来的温暖让他那么感动。”徐红艳回忆：“老夫妇把自己封闭在失望的家庭环境里，我们带他们走到社区，看到别的老人如何积极生活，也受到别的老人劝慰、鼓励。老婆婆告诉我，好久没见老伴儿那么开心，她要在社工走后把活动继续做下去。”

　　徐红艳还曾服务过一位独居老太太。老太太六十多岁，一直未婚，多病。亲人只剩两个姐妹，却住得远。“平时没人陪她说话，来自家庭的支持几乎没有。”徐红艳说，居委会志愿者想帮老太太，但她总是故意不开门、不接电话，居委会就委托社工去做干预。“一般人容易觉得她矫情，其实从心理学角度，老太太只是想博得更多关注。”通过多次聊天，徐红艳渐渐了解，老太太是个极要强的人，不能接受自己衰老、体弱、需要帮助，感觉自己没有价值，所以屡次打电话说“死了算了”。只要接到这种危险讯号，徐红艳就即刻赶去安抚老人。

　　经过近一年的陪伴和引导，老太太渐渐化解对衰老的不理性认知，改变了生活状态。

　　“家庭没能带给他们的温暖，社工的服务带来了。”徐红艳说。“一点点用心，也许会改变一个老人晚年的幸福程度。”

　　但是，助人的社工，有时却在“自助”上颇为窘迫。

　　根据上海青翼社会工作人才服务中心发布的2017年全国社工工资调研报告，全国80.67%的社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但七成社工月收入不到4000元人民币。2017年北京市社工月平均工资为7256元，但同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8467元。

　　然而，工资低并非世界社工普遍情况。例如，根据香港2014年《非政府社福机构薪酬及福利机制研究报告》，香港本科及以上的社工薪资中位数达16825港币，高于香港雇员月工资中位数14800港币。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徐健解释，内地社工机构的运作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但项目资金对人员费用计入不足，故社工机构在项目运作和社工工资上左支右绌。

　　“我常常想，我受过不错的教育，也努力地工作，为什么会连房租都交不起？”去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社工硕士学位的黄力对记者说。

　　黄力回国后进入了北京一家儿童公益机构。“钱少，活儿多，还没有社工机构该有的温情。”黄力认为，这跟机构需要不停地接项目以获得资金有关。“机构在很大的生存压力下，总有写不完的投标文书要加班赶工，每个项目都难以做精。同事们都很忙，没人有工夫带新人。”

　　徐健告诉记者，目前政府跟社工机构签项目往往一年一签，结项后又要重新竞标。作为服务于人的项目，期限太短，难见成效；同时造成社工机构资金来源不稳定，在项目间疲于奔命。他表示，如果政府的管理模式能有所改善，社工们或许能从容一些。

　　去年秋招时，黄力的家人和朋友都鼓动她换个薪资高的工作。黄力并非来自殷实之家，读本科时曾申请贫困家庭补助。面对经济压力，她非常纠结，但还是决定坚持。

　　“我这种家庭，做什么都挺难的，不如坚持我认为有意义的工作。”黄力说。“不能都去赚钱的行业啊，社会角落的问题需要社工。”

　　徐红艳则说，唯一动摇的时候，就是想到自己可以帮助很多人，却无法陪伴亲人。而她的父母跟许多老百姓一样，不明白社工是干什么的。

　　聊到种种短期难有转机的困难，徐红艳却未抱怨。“我不久前去看了改革开放40年展览，觉得国家的发展也经历了很多曲折。社工是一个新的领域，它在慢慢地完善，我们也要给政府多一些时间去规范管理，给大众多一些时间去了解、认同社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