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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医院党委书记严静:“疫考”下的“思与变”

浙江医院党委书记严静:“疫考”下的“思与变”

2020年06月21日 19:23 来源:中国新闻网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浙江医院党委书记严静:“疫考”下的“思与变”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浙江医院党委书记严静。 浙江医院供图

  (抗击新冠肺炎)浙江医院党委书记严静:“疫考”下的“思与变”

  中新网杭州6月21日电(严格 张煜欢)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新驶向正轨。但对中国医疗界而言,这场疫情大考带来的思考与改变似乎才刚刚开始。

  严静是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浙江医院党委书记,疫情间身份的不断转换促生着他的这份“思与变”。

严静为患者进行检查。 浙江医院供图 摄
严静为患者进行检查。 浙江医院供图

  身为医院党委书记,他需在最短时间内“调兵遣将”,派出精锐部队赴湖北支援,做好“大家长”保障前方物资设备;在院内,他要与团队织好疫情防控网,思考医院流程如何再造实现最大化便民;而作为中国重症医学领域权威专家,观察过后他提出重估重症医学“主力军”价值,在未来培养储备更多重症医学人才。

  “疫情倒逼医疗界思考未来。”在严静看来,吐故纳新,方为长久之道。

  支援湖北:体现中国医务工作者的高素质

  “这个时候医务人员就应该冲在一线,没有二话。”提及此次中国各地医护力量汇聚湖北参与抗疫,严静如是说。

  疫情暴发后,浙江医院也派出多批队员支援湖北,该院副院长宋柏杉担任了浙江省第二批援湖北医疗队领队,期间还多次通过前后方连线等方式助力湖北抗疫。

  “很多年轻医护人员还是第一次穿上防护服。”严静坦言,新冠病毒来势凶猛,对很多医护人员来说一开始心里也没底,但他们都义无反顾。

浙江医院三墩院区。 浙江医院供图 摄
浙江医院三墩院区。 浙江医院供图

  像重症护理组组长、浙江医院ICU护士长沈新在武汉持续工作了50多天,每日要面对气道开放患者释放在环境中的飞沫和气溶胶病毒;浙江医院ICU(一)副主任医师胡伟航在缺乏插管防护的情形下,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为病人进行插管,被称为“插管敢死队”……

  前线的艰苦还体现在初期的救援物资匮乏。“我几乎每天都给宋院长打个电话,问他还缺些什么,没想到老宋说‘要是能来几台呼吸机就好了’,因为有了呼吸机,死亡率就会下降许多。”

  严静和团队想尽办法,筹集了5台呼吸机送去武汉,一解前线的“燃眉之急”。

浙江医院隔离病区的医护人员击掌。 李晨韵 摄
浙江医院隔离病区的医护人员击掌。 李晨韵 摄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医务人员都冲在了最危险的地方,这也体现了中国医务人员整体的高素质和强担当。”严静说。

  院内防控:百姓需求倒逼医院流程再造

  疫情暴发之初,医院内部如何整体性、科学性开展防控对战疫而言至关重要。

  “从1月上旬我们就开始搭建院内的联防联控机制,实行闭环管理。这支应急队伍人员涉及到方方面面,相当于重定一版排班制度。24小时值班制下,每个人都是24小时待命。”严静说。

  疫情期间,在浙江医院共确诊了6名新冠肺炎患者。该院专门拿出一整层楼作为隔离病区。既做好防控,又保障正常医疗,是严静和团队不断精细化的课题。

  “医院本就是个千变万化的地方,疫情之下更需考虑到所有的‘可能’。”严静说,优化就诊流程这件“关键小事”浙江医院早已开始探索。

  “过去老百姓看病,如涉及到不同的科室,可能需要跑个三四天才能挂完所有的号。于是我们创新‘诊疗中心制’,将诊区和导医集中到一起,相关科室专家随时碰头沟通病情,实现一站式规范化治疗。”

浙江医院隔离病区内外医护人员进行沟通。 李晨韵 摄
浙江医院隔离病区内外医护人员进行沟通。 李晨韵 摄

  严静认为,该模式最为核心的价值是突破传统诊疗“患者围着医生转”的格局,实现了“医生围着病人转,技术围着疾病转”。

  尽管一年下来浙江医院门诊收入减少了不少,但是患者免去在各个科室间的奔波之苦,真正做到了医疗“最多跑一次”。

  同时作为浙江首批推出互联网诊疗的医院,浙江医院在疫情期间还完善了诊前机器人、电子陪护、互联网配药等智慧医疗举措,进一步方便百姓,贴近现代化医疗管理。

  学科观察:重估重症医学“主力军”价值

  “重症医学是最后一道关口。”严静如是评价这门他研究从事了三十余年的学科。

  新冠肺炎中全国大约有将近两万名重型、危重型患者,可以说是中国重症医学学科一次生死相关的大考。

  让严静感到欣慰的是,在支援湖北的3000多名全国ICU医生里,大约2/3接受过中华医学会组织的重症医学规范化培训。他们成为了这场战役的生力军。

  2009年中华医学会开展了第一个全国范围内的专科培训——重症医学专科资质培训。而作为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严静也是这一系统培训的发起者之一。

  “2003年非典时期,全国大概只有2万名重症医学医生,西部省份还有许多县级医院没有ICU病房。一个县城有几十万人口,遇到危急情况后果难以想象。”严静坦言,重症医学能在这一次疫情中发挥作用,离不开11年前开始的全国范围规范化培训。

  疫情期间,严静几乎每一天都要和在全国的重症学同行交流。如他的老友、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主任彭志勇就在疫情期间冲锋陷阵。“他几乎每天都工作12小时以上,带领团队按照最高标准改造了ICU病房,果断及时为病人进行插管或体外膜肺支持治疗(ECMO),极大地降低了死亡率。”

  “如何做好重症、危重症患者的规范抢救,什么时候该上什么设备、用什么技术,这都需要一套规范体系的支撑。”严静说。

  在大规模培训之下,学科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快车道”。严静坦言,经历疫情后更应重审重症医学的“主力军”作用。他提出中国还应加大基层重症医学人才培养力度,同时真正实现全国二级以上医院ICU全覆盖。

  关于这一课题,严静最近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医生开展交流,在他看来,如何让“最后一道关口”牢守生命底线,这番探究永无止境。(完)

【编辑:姜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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