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冀望人人都成为那个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不如有更多的人成为有可能制止闹剧进一步发生的“大臣”。否则，个性官员越多，则制度建设越弱。

　　近日，针对大学生科学素养欠缺的问题，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称中学时代文理分科是顽症。

　　选择在退休之后说出“国王长着驴耳朵”，周远清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此前，无论是屡屡炮轰中国教育顽症的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还是提出“须防‘官多为患’”的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抑或是公开批评“八成公费医疗是为党政干部服务”的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均是选择在离职之后说出原来行业或者部门所存在的问题，这似乎成了一个“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特色。

　　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官员不约而同地选择在退休之后说出业已存在的行业“隐私”？用一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无官一身轻，或日暮途远一吐为快，显然无法说清楚事情的真相。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于某些行业存在的弊端，我们的主管者并不是一无所知或者熟视无睹；而是某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潜规则”，使得他们选择了“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和那些把秘密一直装在肚子里的同僚比起来，这些事后的“随想录”同样值得尊重。尽管这是一份迟到的真话，但在公众面前说出来同样需要勇气。然而，我们还是想知道，既然他们早已洞察到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在他们主政期间没有讲出来？

　　或许，今年6月下旬至7月初，某杂志社组织的“党政干部如何能听到真话”问卷调查可以在一个侧面回答这个问题。该调查结果显示，6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官场潜规则”阻碍官员听真话；77.4%的受调查者认为，“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阻碍人们说真话。

　　我们无法走进官员的内心，也就无法准确地进行对号入座。然而，当部级官员在任职期间都无法或者无力对自己治下的弊端进行改良时，无论如何都说不上是一种合理的常态。与其冀望人人都成为那个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不如有更多的人成为有可能制止闹剧进一步发生的“大臣”。否则，个性官员越多，则制度建设越弱。

　　批评和建设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不是对立的矛与盾。拥有一个说真话的制度环境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总要有人挺身而出做打破制度坚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