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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老红军方槐:不忘传承长征精神 激励走好新时代征程

2016年10月24日 22:02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 
百岁老红军方槐:不忘传承长征精神激励走好新时代征程
图为,中部战区空军某指挥所司令员刘春明为方槐赠送礼品。 吴稀 摄

  中新网武汉10月24日电 (穆琳 江卉 徐金波)10月24日,老红军、开国将军方槐在中部战区空军某指挥所迎来百岁寿辰。老人始终不忘长征精神的传承,表示要一如既往去给孩子们讲一讲过去,激励大家走好新时代的征程。

  小小少年当红军

  方槐原名赖芳槐,1917年出生于江西一个穷苦家庭,父亲加入农民协会闹革命,打土豪劣绅,让方槐心生向往。当儿童团团长、加入少年先锋队,方槐从“红孩子”一步步成长小红军。

  1931年,不满14岁的方槐得知红军正在招兵,兴致冲冲去报名。接兵的同志看到,这个瘦弱的少年还没有一支枪高,劝他长大一些、长高一点,再参加红军。1932年,方槐的家乡于都银坑地区再次“扩红(扩充招募红军)”。方槐让母亲带着来到区政府,正式参加了红军,成为一名新兵。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即将踏上漫漫征程。方槐所在的红一军团在行军中,来到平安塞宿营。此处距方槐家乡银坑圩很近,已担任军团野战医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的他请假回家探望。政委批准后指示:时间很紧,吃过饭还要夜行军,两个小时赶回部队。

  在两位战友的陪同下,方槐赶回家,母亲要杀只鸡煮熟给他们拌辣椒吃。3个年轻人等不及,只站在家门口和乡亲们聊了会儿天,就要匆匆归队。分别时母亲问:“你两三年没有回来,这次回来又不住下就要走,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17岁的方槐告诉母亲:“要打仗,打了胜仗后,再回来看你们。”这一别就是16年,当他们再次团聚,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

图为,方槐吹灭百岁生日蜡烛。 吴稀 摄
图为,方槐吹灭百岁生日蜡烛。 吴稀 摄

  抬着伤员走长征

  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方槐成长很快,先后担任通信员、副班长、班长、排长、干事、俱乐部主任等职。到长征出发前,已是名“老兵”了。

  长征中,方槐多次担任“收容队”队长。收容队的任务是:检查各单位的群众纪律,督促掉队人员跟上部队和收容掉队人员、伤病员等同“收容队”一起行进。方老回忆,担任“收容队”并不轻松,要等到部队出发完以后,检查群众纪律随部队后卫跟进,遇有掉队的人员要做动员工作促其前进跟上部队,经常有抬伤兵的担架队员运力不足掉队,就要协助抬担架。

  湘江战役后,伤员较多,方槐这个收容队长就当了多次的担架队员。途中,还遇到过敌情。

  过草地前,上级规定每人最少准备十斤干粮,并指示分两方面收集:一是供给部门尽可能以银元购买,二是各自尽力积极收集。方槐所在的宣传队分成几个筹粮小组,奔走在山沟、田野。提起这些“干粮”,方老说,有的是农民收割后遗留在地里的青稞残品,有的是在山里采集的可作食用的野菜、山果等,这些最后都成为官兵们通过水草地的保命粮。经数日艰难的采集,加上供给部门分发的部分粮食,这才完成任务。

  看似平静的草地,实际上暗藏着凶险,许多泥潭好似一块豆腐,人一站上去就往下沉。”两位战友牺牲的场景,方老毕生难忘。一位是军团政治部的炊事班长,他挑着炊事用具,先于队伍前行,待大家看到时,他已大半个身子沉入泥潭,救也来不及了,最终被这无情的污泥腐草吞没;另一位是宣传分队宣传队员,也牺牲在这片黑泥水中。

  方老回忆道,他在爬雪山时走着走着睡着了,后来脚踢到一块石头上又疼醒了。一次行军途中,敌军的一颗炮弹在他不远处爆炸,炸起的土几乎把他埋掉。

1932年,刘伯坚为方槐签发的党证(资料图)。 资料图 摄
1932年,刘伯坚为方槐签发的党证(资料图)。 资料图 摄

  保存至今的《党证》

  在方老的家中,有一本全家人视作珍宝的物品——方老的《党证》,那是1932年7月4日,由刘伯坚亲自签发的。这本《党证》跟随方槐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是方老拥有的唯一能够见证和亲历长征的纪念物。

  1937年底,方槐被遴选赴新疆学习航空技术。当时方槐在政治部做青年工作,战友陈鹤桥是政治部的文印科长。工作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临行前,陈鹤桥送给方槐一块银元做纪念,方槐则把自己的《党证》和一张在红十五军团机关驻地驿马关拍的半身照片交给陈鹤桥保管。方槐对他说:“这本党证随我经历了许多大小的战斗,走过万里长征,现在交给你给我保存,如果我死了,就给你留个纪念。如果你牺牲了,就给你陪葬吧。再见面时,就把它交回给我。”

  时隔11年后,1949年底,两位革命战友在重庆意外相遇了。见到老友,陈鹤桥第一时间从挂包里拿出了一个金黄色的油纸包,里面包的正是方槐的《党证》和照片。

1965年任军长时在丹东机场参加飞行(资料图)。 资料图 摄
1965年任军长时在丹东机场参加飞行(资料图)。 资料图 摄

  驾机飞过天安门

  1949年10月1日凌晨5点,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长的方槐和战友到达北京南苑机场。开国大典上,他们将组成飞行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下午16时,17架飞机组成的受阅纵队依次起飞。方槐率领的教练机编队最先起飞,接着是C-46运输机编队、轰炸机编队和P-51战斗机编队。16时35分,空中纵队接到地面指挥所受阅分列式开始的命令,依次由东向西分层次进入受阅航线。紧随战斗机编队和运输机编队之后,方槐率领的3架教练机编队飞临天安门上空,全队推、拉机头三次,代表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

  “从接到受阅任务到开国大典,只有不到三四十天!”方老回忆,这次任务是时任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当面布置的。接到任务后,方槐连夜起草受阅计划。经过两昼夜的苦战,空中受阅方案出炉,其主要内容是:空中受阅编队及人员组成;各型飞机20天的训练计划;受阅的序列、速度、高度等。

  按空中受阅的需要,在飞行技术上要过硬,在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方槐向聂荣臻建议:鉴于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时有国民党飞机骚扰事件,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带实弹,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然情况。

  熟悉飞行阅兵的人都知道,受阅飞机禁止带实弹。开国大典受阅飞机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是少有的。方槐的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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